会员登录 - 用户注册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

时间:2019-11-10 21:32 来源:山萸肉合桃乌鸡汤网 作者:LaVie自游式 bet356官网A-Z_博彩bet356下载_博彩bet356怎么下载:955次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我提到心的安宁,子这说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受够人们的折磨,子这说那以后又是回忆折磨着我。我忘不了含恨死去的亲人,我忘不了一起受苦的朋友,我忘不了遭受摧残的才华和生命,我忘不了在侮辱和迫害中卑屈生活的人们,我忘不了那些惨痛的经历,那些可怕的见闻。……但是这一切的回忆都只能使我感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对我的“大批判专栏”、熟人在路上遇见不敢相认的时候,我仍然感觉到人间的温暖,我的心上还燃烧着对同胞的爱。我的记忆里保留着多少发亮的东西,是泪珠,是火花,还是使心灵颤动的情景?我还记得在机关的“牛棚”里我和一位朋友分吃一块面包,因为食堂不把晚饭饭菜卖给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受到无理批判和粗暴申斥之后,我对朋友说:“保重身体啊。”他拍拍我的胳膊说:“你也要保重啊!”我感到两个人的心,许多人的心互相靠近,贴在一起。除了给揪到机关和学校批斗不让回家,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一共不到三年之外,我每晚从“牛棚”回家,走过门外竹篱,心里十分激动,仿佛一根绳子拉着我的心进了家门。这样的对亲人的感情我以前从未感觉到。……我听到一些关于某一本书、些什么话或者某一首诗、些什么话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见,也听到什么人传达的某一位权威人士的谈话,还听到某些人私下的叽叽喳喳,一会儿说这本书读后叫人精神不振,一会儿批评那篇小说替反面人物开脱,或者说这部作品格调不高,或者说那篇小说调子低沉。还有人制造舆论,说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经常感到威胁。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人有兽性他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初听初看时我感到精神振奋,人有兽性他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无动于衷了。我看,别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希罕不兑现的支票。我不久前编自己的选集,翻看了大部分的旧作,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六年十六年中间,我也写了那么多的豪言壮语,我也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可是它们却迎来十年的浩劫,弄得我遍体鳞伤。我更加惊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壮语和万紫千红中生活过来,怎么那么多的人一夜之间就由人变为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问题弄清楚。最近遇见几位朋友,谈起来他们都显得惊惶不安,承认“心有余悸”。不能怪他们,给蛇咬伤的人看见绳子会心惊肉跳。难道我就没有恐惧?我在《随想录》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正因为我有恐惧。不用说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十年的悲剧再次上演,但是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单靠念念咒语,签发支票,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难道对于我们的未来中可能存在的这个阴影就可以撒手不管?我既然害怕见到第二次的兽性大发作,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恐惧埋葬在心底?为什么不敢把心里话老实地讲出来?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爸爸有兽性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做皮球推来推去,爸爸有兽性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还歪曲恩格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还歪曲恩格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谈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我同诺·利斯特夫妇见面还有一次,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他们来得不早,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见到我显得很亲热,我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旧友。的确,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买到《往事与随想》,开始接触赫尔岑的心灵。今天正是我和他们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着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谈起赫尔岑一家的事情,我们好像打开了自来水的龙头,让我们谈一天一晚也谈不完。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家丑不可外扬?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诺·利斯特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我收下了他的赠书,不过我说我已经读过它。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它们在他的着作里留下很深的痕迹,这是掩盖不了的。我同朋友合作,子这说借用了三、四两句把它们改成“油盐酱醋于氏墓,花鸟虫鱼岳家祠”。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

  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子!这说的是些什么话啊!人有兽性!他爸爸有兽性!还歪曲恩格斯!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些什么话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些什么话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bet356官网A-Z_博彩bet356下载_博彩bet356怎么下载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做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同意她的意见。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成都读过《舟中》,人有兽性他觉得平平常常。三十年代我在上海认识烈文,人有兽性他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他从未提过《舟中》,我编印丛书,他也不曾将这类旧稿交给我重印。人对待自己的作品应当严格,当时我自愧不如他,我比较随便。我在开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草原集》。一九五○年老友徐调孚向我组稿,爸爸有兽性并且要我像从前那样给开明介绍稿子,爸爸有兽性他们打算出一些翻译小说(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出译文比较保险)。调孚兄是《小说月报》的助理编辑,协助郑振铎、叶圣陶做具体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他便去开明做编辑,我的大部分小说的原稿他都看过,也向别处推荐过我的稿子。这次他找我帮忙,我知道汝龙打算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就同汝龙商量为开明编了六本高尔基短篇集,其中一本是我的译稿。一九五○年八九月我看完这本书的校样,给开明编辑部送回去。当时开明总店已经迁往北京,在福州路的留守处我只见到熟悉的周予同教授,好像他在主持那里的工作。他是着名的学者、受尊敬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后来我和他还常在会场上见面。他是一个矮胖子,我看见他那大而圆的脸上和蔼的笑容,总感到十分亲切。这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不知道因为什么,“文革”开始他就给“抛”了出来,作为头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最初一段时期他常常被各路红卫兵从家里拖出来,跪在门口一天批斗五六次。在批林批孔的时期,这位患病的老学者又被押解到曲阜孔庙去忍受种种侮辱。后来他瞎了眼睛,失去了老伴,在病榻上睡了五六年,仍然得不到照顾。他比其他遭受冤屈的开明朋友吃苦更多,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他的冤案也得到昭雪。但是对他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把一切都推给“四人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而且精力充沛像六十七年前攻打赵家楼的大学生那样,那有多好!今天也还需要像他那样的人向封建文化的残余,向封建主义的流毒进攻。不把那些封建渣滓扫除干净,我们是建设不好四化的。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还歪曲恩格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还歪曲恩格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多印几本近代、我的天呀给我这样的儿现代的西方文学名着,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着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着,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着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着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着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子这说我也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朋友,子这说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我在尼斯待了两天。天气好,些什么话风景好。天蓝,些什么话海蓝。前两天在巴黎还飞过“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还记得赫尔岑自己的话:“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里的山坡上。……这周围也是一座花园。”十八年后他也给埋在这里。又过了两年,“他的家里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竖起一座铜像。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它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

(责任编辑:明星杂志剧星)

相关内容
  •   我的心得不到平静,
  •   
  •   未必同归。
  •   
  •   憾憾对妈妈得意地笑笑,似乎对何荆夫对她的注意感到高兴和骄傲。她又嘻嘻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
  •   没有人理解我。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我满以为历史还是公正的,让我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想不到历史还是揪住我不放,给了我一个叛逆的儿子。我毫无办法!
  •   几个同学笑了起来。苏秀珍第三次对我举起筷子。我准备针锋相对了。幸亏何荆夫用筷子把它挡了回去。他笑着对苏秀珍说:
  •   我微笑了,心情愉悦起来。
最新内容
推荐内容
  •   小姑娘越飘越远。
  •   
  •   
  •   
  •   
  •   好,开始揭我的老底了。我不搭这个碴!
热点内容